内容提要：红学是世纪显学，当代红学延续了其显学地位。“两个结合” 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代红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了红学的重构与创新，为《红楼梦》提供了迥异于前代任何方法的“现实主义美学”阐释原则，有助于挖掘《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助力红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两个结合”的第一个结合形成了红学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前提，第二个结合形成了红学学术体系、语话体系的变革。20世纪50年代“评红”的历史缘起，更应该从学术自身的发展需求和策动考量，此后的红学发展一直与社会意识形态保持着互动关系，就其整体面貌而言，形成了良性循环和深化创造的局面。红学作为当代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门学问，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两个结合” 当代红学 习近平文化思想 现实主义美学 典型 共名
红学发展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索隐派”（以蔡元培为代表）、“考证派”（以胡适为代表）分别占统治地位并产生了激烈论争，而在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期却发生了历史逆转，其跨学科的超越性获得了守正出新的大发展，这就是“两个结合”对当代红学的奠基。
1954年发生的著名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事件，从“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武装斗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剧烈变化，而属于上层建筑的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必然展开。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的中国社会，革命的气息弥漫在高高的天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不可能一直空缺，意识形态也必然随着上层建筑的变化而变化。在第一个结合所形成的现实基础上，社会物质生产与实践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变化，历史的契机再次选择了《红楼梦》研究，前面有关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评，紧接着就是“评胡批俞”运动。这场思想运动因不同时代学者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而起，在革命与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学术自身策动的因素是历史运动的主要方面，当代红学提出不能再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家族本事实录”的狭隘视角看待《红楼梦》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及其悲剧性所包含的崇高的艺术价值，而取代以“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塑造”“区分作家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效果”的分析和观点等来捍卫《红楼梦》思想和审美价值，这些变化在学术范畴演变的范围之内，正像20世纪初“新红学派”战胜索隐派一样，是学术发展的科学方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这场运动所贯穿的立场与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观，这一美学观无可置疑地具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普遍方法论性质。李希凡、蓝翎把自己的批评方法定性为“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提出“只有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角度”才能肯定《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统治20世纪前半期的新红学派，其“自然主义”的定位认定《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小说“本事”是作家的家族往事，《红楼梦》的艺术手法是“老老实实”“自自然然”的“写生”“写实”，而新的“现实主义”则认为，这些定位、定性、内涵认定，严重误解了《红楼梦》，降低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低估了《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在纷纷表态的、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中，可以看到这些现实主义的观点包括：作家的主观意图、《红楼梦》的人物悲剧、贾府的衰败更应该从社会关系、社会原因、历史情势来分析认识，贾宝玉的出走与告别“不是为了逃避贫穷而遁入空门的市侩”行为，而是预示了大家族叛逆新人出现所反映的即将崩溃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历史命运；宝黛的爱情悲剧和十二金钗的悲剧命运是作者愤怒的控诉，《红楼梦》并非“怨而不怒”，因为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生活的发展的必然性其中必然包含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性，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世情透视和严厉的社会批判；在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上，认为文学批评在基于反映生活的典型性上看是有客观标准的；也反对用琐碎的史料“考证”肢解艺术上完整的人物形象，不能把贾宝玉等同于作者曹雪芹等，《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不应该从宗教学的色空与解脱的观点将贾宝玉的爱情、贾瑞的滥情等量齐观地都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欲望痛苦的化身，从而抹杀作家描写爱情悲剧的审美意义和历史进步内容，等等。
这一系列的观点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批评新范式，显然只有在新的文学观的前提下才能产生，这一新的文学观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而这一新的文学观也只有在“两个结合”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实现变革。1954年《光明日报》在发表李希凡、蓝翎第二篇《红楼梦》批判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时加的“编者按”认为，发表此文的意义是，“急待展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点明了这场所谓批判的思想运动的本质就是“第二个结合”。
《红楼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而在新红学派“自然主义”的定位中，《红楼梦》是还有虚构不够真实的，是有人为的，戏剧性还不够自然而然，文中“衔玉而诞”“太虚幻境”“魇魔法”不仅不够科学还助长迷信观念，在思想上还不够高明、在技巧上还有重大缺陷、在艺术价值上是够不上世界一流文学水平的二流作品等。而1954年的“评俞批胡”运动以及此后发表的众多文章彻底扭转了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价值的认识与定位，从此《红楼梦》是一部揭示社会发展必然性的伟大现实主义杰作，这一定位得到了全面肯定，《红楼梦》的经典价值进一步确认与巩固。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运用还有字句模仿（比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成公式套用（比如作家落后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的痕迹与特点，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还有“教条化”“机械化”“直观化”的倾向（忽视了《红楼梦》中大量的象征、隐喻、传统小说特殊修辞手段如虚实相生的运用等），但正是因为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批评特色，显现了范式、命题、术语、话语的变革，告别了以“本事”“自叙传”“钗黛合一”“怨而不怒”“自然败亡”为主的内容分析，而代之以时代与思想背景分析、作家阶级立场分析、作品批判性思想价值与卓越艺术成就分析为主，使其在红学史上凸显出独树一帜和历史里程碑的意义。因此，新时期红学杰出代表冯其庸先生认为，当代红学应该将1954年视为其历史起点。其后不久，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的运用与成熟，在何其芳、蒋和森等人的《红楼梦》论著中方法与对象完美融合，达到了盐溶于水、出神入化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是进步的、科学的文艺批评观，也是开放的文艺批评观。当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尝试者，虽然对旧红学和新红学派锋芒毕露，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并不是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新红学派的观点和成果显然持“一分为二”批判继承的观点。作者是曹雪芹和“后四十回续书”说等新红学派的重要观点得到继承，考证方法在研究作者家世、抄本与版本历史演变、文献分析上依然得到发扬。虽然依据于历史文献的考证不再是当代红学的主流方法，但其在整个当代红学格局中，依然占有令人瞩目的地位。在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冯其庸、吴新雷，以及海外学者等偏于历史文献的红学考证中，当代红学所获取的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文本等知识都是当代红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这些考证成果，因其在当代红学中是服务于分析《红楼梦》思想渊源、文本依据、思想意义等，所以考证不再以自身为目的，不再以证明《红楼梦》是作者严格写实的“自叙传”为目的，而成为《红楼梦》“文学性”研究的组成部分。
胡适所创立的新红学派是历史上红学索隐派的严厉批判者，也是索隐派的掘墓人。索隐派还原历史本事、索解人物与事件原型和素材、附会历史或宫廷政治的意义阐释，其所持的立场是非文学性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能等同于文学、素材只是虚构的局部对象、原型也代替不了形象塑造、意义阐释不能局限在材料的溯源分析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红学上的运用，将历史与文学、原型与形象、真实与虚构、考证与阐释的辩证关系予以正确梳理和定位，从而使《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分析和阐释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形成了对《红楼梦》内容研究摆脱狭隘宫廷政治猜测，而提升到具有科学意义上社会历史分析的质变。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当代红学，其成熟的标志，在于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价值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不仅有对红学学术传统成果的深度继承，也有对红学新域的前所未有的开拓。就当代红学的范围而言，红学成为跨学科的研究，一部书成就一门学问，但它的研究领域却遍及文史哲，红学所涉及的知识范围无限广阔。因此，可以说红学之所以有不竭的发展动力、红学之所以有学科深化并完善的持续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结合”作为方法论的运用在红学发展上不断为自己提出了更多的研究对象、更高的学术目标、更严的学术要求。历史上的红学索隐派和考证派，都是狭隘的阐释者，前者围绕着宫廷政治发挥失禁的联想，今天看来令人匪夷所思，后者则把《红楼梦》看成是严格写实的曹家事，将曹贾互证推向极端，《红楼梦》的价值被局限在摹写“一家事”的范围内。如此估价《红楼梦》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及其艺术价值，不能满足时代发展对《红楼梦》的阐释要求。
纵观20世纪中叶至今的当代红学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与发展的一个缩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以来，各种学术方法如文献学、考据学、版本学、叙事学、阐释学、译介学、传播学等在红学中协同运用，各种观念与思潮如历史主义、文本主义、文化分析、叙事学、接受美学等在红学中开疆拓土，并在其领域内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代红学形成了专学而具有跨学科发展的趋势是其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研究的显著特征，其成果如作者的“祖籍说”使《红楼梦》与地方历史文化深度结合，“家世说”使曹家三代“江宁织造”的史籍得到钩沉，“多重主题”说使《红楼梦》“百科全书”性质、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确认和挖掘，“生活的原态性”和“时间的多重性”使《红楼梦》的叙事特色得到凸显，“织锦式结构”说使《红楼梦》的艺术特征得到确认，海外的多种语言的译介和广泛传播使其成为美美与共、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范例……这些成果使《红楼梦》作为经典的多元价值得到充分展现，使《红楼梦》所包含的成功文学经验得到阐释，使《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得到了呈现，满足了当代人们对不朽伟大作品的阅读需要和审美期待。
红学还是当代文艺批评中最活跃的一部分。“逢红必争”是人们对红学热闹景象的一个戏称。自20世纪的“蔡胡论争”始，关于《红楼梦》及其相关问题的争论，通过学术争鸣与争辩使红学中的问题越来越得到大众的知晓。如作者之争、祖籍之争、故事地点之争、版本之争、成书之争、阐释之争、钗黛之争、续书之争、文化之争、改编之争，等等，面对问题不回避，众说纷纭显民主，公平讨论求公允，实事求是为真理，尊重文本为真美，红学话题热议在舆论界和文学界不断形成文化热点、关注热点，在争鸣与争辩中，理愈辩愈明，很好地演绎了艺术批评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赢得了批评的真趣，演示了文艺批评中应有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红学并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相反，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可以借鉴的成功文艺经验、阐释文艺发展的规律是红学的题中之义。《红楼梦》是经典，但它不是悬置或固定在博物馆中的，而是活在中国的作家心中、手中、笔下作品中。因此，红学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的，《红楼梦》活在反映生活不断向前的文学发展中，为现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土壤和武库。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红楼梦》中在题材、主题、叙事智慧、抒情方式、修辞艺术等方面获得了借鉴和营养，我们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端木蕻良、林语堂、何其芳、吴组缃、孙犁、茹志鹃、王蒙、白先勇、二月河、宗璞等现当代作家身上可以看到其深深的烙印，《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文脉和美学精神得到了辉煌的继承和发展。《红楼梦》所传达的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为基础的中华美学精神，已然成为活在文艺家创造精神中的一种伟大的传统。
正是因为当代红学奠基于、得益于“两个结合”，所以实现了学术演进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学术建设与当代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红楼梦》研究的发展在“第二个结合”的运用中，一方面为古代小说研究找到了时代话题，一方面又转化为满足当代人审美需要的精神食粮，就此而言，红学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介入时代发展的模范。当代红学并不是照搬字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是不断告别庸俗社会学，充满了创造精神的思想与学术成果的结晶。比如，何其芳关于“共名”的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学典型论的发展，是从阅读感受和人物精神特质出发总结出来的“新范畴”“新话语”，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这个普遍理论还可以用来分析诸葛亮、曹操、宋江、武松、阿Q等典型形象，解释了这些文学形象之所以不朽的原因；再比如，蒋和森关于《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的精彩分析，延续了文学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告别那种见物不见人的所谓“唯物”批评，是马克思主义与古典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杰出范例，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落到了实处，显现了红学发展对文艺原理的超前检验和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成为当代红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在与《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研究的结合上，产生了从主题、题材、人物到叙事、结构、语言分析的系列成果，足以形成一本内容丰富的《红楼梦》艺术学。这部艺术学，既有作者研究超越了西方传记学的范围，又有作品研究超越了文本批评的范围，这将是一部以具体作品为对象，以新的命题、术语为基础，形成对艺术作品面面观的成体系的理论分析著作。从作品研究到小说原理再到艺术话语体系，红学是通向艺术学的。在今天，《红楼梦》及红学向文化的延展，规模巨大而又迅速，以《红楼梦》为文化创意资源的文旅项目不断增加，以学术为支撑其文化内容得到提升，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启示、新视界、新标杆。在红学普及上，遍布全国的各种红学论坛拥有广大的听众，红迷人群日益增多，使红学迎来了其历史发展的黄金期。生活中越来越多《红楼梦》文化要素和因子，新媒体及其传播中对《红楼梦》思想、人物、情节资源的利用，对外交往中《红楼梦》的“美美与共”，使文学经典和古典文化深厚底蕴所奠定、所张扬的民族文化自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得到提升和丰富。
时代发展为当代红学提出了新的时代任务。文化传播与普及的创新是当代红学的社会责任。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如何让《红楼梦》走出学术象牙塔，成为大众文化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这需要借助新媒体形式，如动画、短视频、互动游戏等，将经典情节与现代审美结合；开展社区读书会、校园戏剧节等活动。同时，学者应注重用生动语言阐释作品内涵，避免过度微观化琐细化造成的传播壁垒。通过多元传播，让《红楼梦》从文学经典转化为当代人的精神对话的伙伴。
国际传播与比较研究的推进是当代红学的时代担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的国际影响力仍有提升空间。这需要加强译本的精准性与本土化表达，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能真正理解作品的韵味；开展跨国比较研究，将《红楼梦》与西方经典，如《战争与和平》等，进行对照，揭示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与文化差异；通过国际学术会议、文化交流项目等，搭建跨文明对话平台，让《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当代红学及其文化奇迹般的成果作为“两个结合”的典型范例，使红学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一门学问，业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红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证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历史结合的批评作为最具有生命力的方法，必将为当代红学的未来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和前景，使“第二个结合”得到更为具体丰富的内容和学术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提供创意资源和学术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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